牛耶！

京劇名淨侯喜瑞有一拿手劇目為：《戰宛城》，又名《割髮代首》，敷演的是《三國演義》第十七回至十八回的故事。但該劇「馬踏青苗」一折卻是史有明載，據 《三國志》注引《曹瞞傳》所述，有次出軍，行經麥田，操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拔麥牽馬步行，偏在此時，操的坐騎被驚竄入麥中，踏壞一大 塊麥田。曹操令主薄議罪，「主薄對以《春秋》之義，罪不加於尊」。操言「制法而自犯之，何以治下？然孤為軍帥，不可自殺，請自刑」，於是「緩劍割髮以置 地」，表示已受刑。

割髮代刑

對此，《三國演義》引後人詩論之曰：「拔刀割髮且為首，方知操瞞詐術深。」視此為曹操狡詐權術的事例。此論影響甚廣，以致近世學者在肯定曹操執法認真時，仍視他割髮代刑「不無滑稽」。

其實，曹操割髮代刑，是有其法理依據的，其源於古代有一種刑法名「髡鉗」，其特徵之一就是將男子頭髮剃去，《說文解字》釋：「髡者，剃髮也。」《周禮‧秋 官‧掌戮》有「髡者使守積」的記載，《三國志》作者陳壽的父親曾被諸葛亮處以髡刑，「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晉書‧陳壽 傳》），可證三國時仍施髡刑（後世囚犯剃光頭似為髡刑孑遺）。這種刑罰與古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有所毀傷，孝之始也」（《孝經》）的觀念有關，與 古時的社會習俗有關。

古人認為，身體器官中頭最重要，為元（即為首，為第一）。頭髮作為頭的衍生物，被視為頭的延伸，故而，頭髮的髮式、綰束頭髮的頭飾常被作為人身分、形象的 代表。例如，男孩成童，束髮為髻曰束髮；成年束髮為冠曰冠禮，女子成年曰及笄。《說文解字》言：「笄，簪也」，即將頭髮盤結後用簪子貫束頭髮，此亦指女子 已到可以出嫁的年齡「女子許婚，笄而禮之，稱字」（《儀禮‧士昏禮》）。

鑑於男子冠禮、女子及笄均有將頭髮盤結，用簪貫束為示，此儀式的具體操作即是「結髮」。所謂結髮夫妻指原配，白頭偕老言一生相伴，皆是以頭髮的髮式，顏色作人的指代。

頭髮是「體外器官」

古詩中常以髮式，喻指人的貌美，如：樂府詩〈陌上桑〉之「頭上倭墮髻」，以狀羅敷之美；李白〈清平樂〉之「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是詠楊玉環 之美無人可敵，漢宮美人趙飛燕不過是倚仗新妝飾扮邀寵，難比楊玉環之天然國色。句中所言「新妝」的標誌，首指頭髮的髮式，《飛燕外傳》言：「飛燕為卷髮， 號新髻；為薄眉，號遠山黛；施小朱，號懨來妝。」

戲曲中以頭髮喻代人的著名角色當屬楊玉環，如《長生殿》、《太真外傳》均有表現楊玉環被逐出宮後，剪髮獻明皇，特用隆基所贈之鈿盒盛之，以頭髮喻己，欲終身伴駕之意，明皇睹物思人，亟召回宮的情節。

人類學家稱文化為人類的「體外器官」，文化了的頭髮不僅是人生理上的「體外器官」，更是人精神上的「體外器官」。

中國古人給頭髮所賦予的文化內涵還表現為對整體頭飾——冠的尊崇。冠，是帽子的總稱，它除有綰束頭髮、保暖美飾的功能外，還是人某種身分、地位的象徵。在 傳統戲曲裡，冠被表現為各式盔頭，如百姓戴的「草帽圈」、普通官員戴的「紗帽」、大官戴的「相貂」、武將戴的「帥盔」、貴婦戴的「鳳冠」、帝王戴的「九龍 冠」等，不同的冠，是區分角色有何種權勢的標誌。

古人對冠重視程度的極端，是「君子死、冠不免」（《左傳‧哀公十五年》）。此係孔子的學生子路臨終所言，子路在抗擊攻擊者時，因冠被擊斷，他語此以明志，停刃繫冠帶，遂被對方殺死。

古人以不惜犧牲個體生命，來維護頭飾、髮式的事例，在明清鼎革之季，江南民眾反剃髮的鬥爭中表現得尤為慘烈，幾十萬人寧可「留髮不留頭」，而被殺戮。因為他們所重視、維護的頭髮、髮式不僅僅是一種文化習俗，更是一種人類所秉執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頭髮所具有的社會和文化意義，在西方語言、文本裡也時有反映。如：歐洲歷史上指代力量和權力的標誌物曾經是勇士的頭髮，Caesur（凱撒）、 Kaiser（德國皇帝）和TsRr（沙皇）這些詞的原義都是「多毛的」。毛髮賦予西方神話以傳奇，最著名的即是《聖經》中講述的古猶太人大力士參孫，正 是從他的頭髮裡獲得了無窮無盡的力量。

對頭髮力量的表述，漢語中有一經典成語——怒髮衝冠，生動地形容了頭髮的神奇力量與人極度憤懣的狀況。而使「怒髮衝冠」一語廣為流傳者，首推岳飛的〈滿江 紅〉詞，但如溯其源，此語的發明權當歸太史公所有。司馬遷首次在《史記》裡使用此語，一見〈廉頗藺相如列傳〉講相如抗爭秦廷時「倚柱、怒髮上衝冠」；一見 〈刺客列傳〉言荊軻易水悲歌時，送眾「髮盡上指冠」（《燕丹子》宗此述之「為壯聲、則髮怒衝冠」）。

戲劇藝術中頭髮的故事

京劇《滿江紅》、《將相和》、《易水曲》搬演的便是上述怒髮衝冠的故事。後世詩文裡妙用怒髮衝冠，為人所熟知者，似為吳偉業《圓圓曲》中「慟哭六軍皆縞 素，衝冠一怒為紅顏」的傳神之筆。在渲染群情悲憤的誓師中，點名主帥吳三桂「衝冠一怒」卻是「為紅顏」。該曲揭露吳三桂所打旗號冠冕堂皇，個人目的卑鄙， 然其情緒卻是真實的。

怒髮衝冠，形容人的某種情緒（如悲憤、焦急、驚恐）在極端狀況下，頭髮的力量能上豎直衝帽冠（類似的成語還有：令人髮指、毛骨悚然）。這種誇張的語言，在 戲曲舞台上卻得到了形象的展示，其具體表現為「甩髮」、「翎子」、「帽翅」的程式舞動。譬如「甩髮」（束在演員頭頂的一綹長髮）舞動著稱的有：京劇《野豬 林》之林沖，《鐵籠山》之姜維，《打棍出箱》之范仲禹等；次如「翎子」（角色所戴盔頭上裝飾的野雞尾毛）舞動著稱的有：京劇《風儀亭》之呂布、《群英會》 之周瑜等；再如「帽翅」（紗帽兩邊裝飾的長翅）舞動著稱的有：蒲劇《竇娥冤》之竇天章，晉劇《徐策跑城》之徐策等。

此外，還有屬於毛髮一類的鬍鬚，在戲曲中稱為「髯口」（演員化妝掛的假鬚）。它的舞動對表現人物的情緒也頗為傳神，如：《一箭仇》之史文恭、《洗浮山》之賀天保等。

就傳播學與審美實踐而言，內在的情緒必須外化為相應的言語和身體動作，方能為人們所感受。

戲劇藝術中，演員的動作至關重要。在西方詞語裡「drama（戲劇）」，一詞典出希臘文「dran」，原義即為「動作」。所為動作，也就是指演員的表演。 亞里士多德在《詩學》裡強調藝術的對象是「人的動作」、「在動作中的人」。黑格爾在《美學》裡說：「人的最深刻方面只有通過動作才見諸現實。」

中國戲曲的表演動作獨具特色。為了使角色的內心情感外現，表達情感的言語形象，戲曲演員立足將人體的手、眼、身、髮、步及相關服飾、道具的表演，規範為各 種程式，形成特定的舞蹈動作。譬如：甩髮、翎子、帽翅的左右旋轉、前後甩擺、上下搖抖；「髯口」的捋、托、推、彈等的技巧功法，「把動作表現為動作、反動 作和矛盾的解決的一種本身完整的運動」（《美學》）。使戲曲的頭髮、頭飾、鬍鬚在運動中美不勝收。

俗常的頭髮、頭飾及鬍鬚經藝術的律動，為人思想、情感的外逸另闢了蹊徑。透過飄渺的頭部衍生物，窺視人類社會文化的奧秘。是幻？是真？是戲……

【完整內容請見《歷史月刊》259期】

《逸周書》今存59篇，有兩篇文章專論救災。

《逸周書》中的救災思想

〈糴匡解〉第五。「糴匡」的字面意義就是購糧匡救。陳逢衡《逸周書補注》說：「此篇專為荒歉立法，而首由成年敘起，豐殺各當，以補凶禮，以濟天道之窮也。」文章不長，共分四段。

成年穀足，宴享賓客和祭祀祖先皆用盛典，大奏音樂，服飾禮儀華美，供品嘉鮮。飼養牲畜之欄廄齊全，宮室城牆修整完備。庶子學技藝，日子過得充足。

年儉穀不足，宴祭用中典，「樂唯鐘鼓，服不美」，各種牲畜欄廄合用，皮革、金屬、角齒、毛羽之庫互補，而不求全備。庶子務農，注意糾察積蓄情況。

年饑，慰勞來賓而不宴享，「祭祀以薄樂無鐘鼓」，禁止華麗之物，車不雕飾，兵不新制。取民利不過度，徵稅限於商旅，以救窮乏。瞭解災情，分情況資助無糧者。

大荒之年，「有禱無祭，國不稱樂」，食不盡欲，捐出財物，賑濟貧困。「君巡四方，卿參告糴」，庶子協助運輸。「開口同食，民不藏糧」，鼓勵百姓飼養牛羊。 瘟疫流行民心惶惶之際，要嚴格執法。男子守衛邊疆，兵戎禁止出境，祭祀減少食品，行禮無樂，嫁娶從簡，賓客不設宴，僅賜少量禮品。

這些規定，與《墨子‧七患》相近而更具體。黃懷信《逸周書校補注釋》認為其性質似禮書，文字古樸，當屬西周王室文獻。周玉秀《逸周書語言特點及文獻學價值》認為是春秋中期以後作品。我認為，從內容看，多有國際交往痕跡，當屬東周諸侯國文獻。

〈大匡解〉第十一。記周文王匡救災荒措施。《逸周書序》認為是西周穆王時作。黃懷信認為寫定當在春秋中期魯僖公以後。周玉秀認為作於春秋中期至舊中國中期。我覺得其文字與戰國頗異。

文章開頭說，周文王遷程三年，「遭天之大荒」，乃召集諸侯大臣百官於朝廷，「問罷病之故，政事之失，刑罰之戾，哀樂之尤，賓客之盛，用度之費，及關市之 征，山林之匱，田宅之荒，溝渠之害，怠惰之過，驕頑之虐，水旱之災」。並作自我批評，然後要求摸清情況並且採取應對措施，主要有三大段：

一是積極救災。「官考其職，鄉問其利，因謀其災。」廣泛救助群眾，動員和勸勉遊散者定居下來，農夫各養其家，什伍相保。倉廩分鄉而設，按人口平均供給食 物。外來糧食不足，就開關通糧，不分早晚運輸糧食。按一定數量收購穀物，糧食不隨便買賣。發放公家錢幣為貸款，鄉正為保人，不急於償還，到財生食足時再徵 收。

二是發展經濟。使商旅廣泛出動，使貨物流通，作大錢以代小錢，貨物交易貴賤要公平，不要有黑市。平衡本地和外地物價，囤積不售者要處罰。要平均而不使民眾困乏，取民財利不要過分。

三是厲行節約。國君以身作則，推及百官，節省用度，按計劃開支。只祈禱不祭祀，衣服洗舊不制新，「車不雕飾，人不食肉，畜不食穀」，房屋只修補不建新的。 幫助農民而不妨害民事，不要扔掉可食的蔬菜，不要吃掉種子糧。招待賓客從簡，舉喪不過一天，送往迎來一律簡化。如有不執行規定者，按律令處罰。

這篇文章比〈糴匡〉更詳細，寫作或在其後，作者當是假託文王之命以自重。可以看成是當時各國救災經驗的總結。

《國語》中的救災思想

《國語》的成書時代晚於《逸周書》上述二篇。其中的〈周語上〉記，周幽王二年，發生大地震，岐山崩，涇、渭、洛三川皆斷流。伯陽父分析地震原因說：「夫天 地之氣，不失其序。若失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源塞，國必 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11年後，西周亡。 這段話是中國古代陰陽學說的重要資料。伯陽父認為，天地之氣有其次序，陽本在上，卻伏而在下，不能散去，陰氣壓迫它，使之不能蒸發，二氣相擠壓，於是有地 震。陽失其序，而使屬陰之川源受震而阻塞，水土失常，人民財用匱乏，國家必然滅亡。他不是用當時流行的上天發怒來解釋地震，而是用客觀物質性的氣的擠壓消 長加以說明，這是一種原始唯物主義的觀點，受到後世哲學家的重視。

〈周語下〉記，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反對。他分析鑄錢與防災的關係：「古者天降災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為作重幣以行之，於是 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有子權母而行，大小利之。」巫寶三《先秦經濟思想史》解釋說，市場上有兩種金屬貨 幣，重而大者叫母，輕而小者叫子，兩者按一定比價流通，叫子母相權。金屬貨幣的輕重，要適合流通的客觀需要。當鑄幣單位購買力低時，則加鑄重幣；相反，則 加鑄輕幣，使輕重並行，大小適宜。

周景王鑄虛價大錢，廢止原來錢幣流通。單穆公批評他是「絕民用，實王府」，「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 民不給，將有遠（逃）志，是離民也。」「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滅 其民也。」這番話指責景王鑄大錢造成貨幣貶值，民失其資，將造成災難。周室官員本來就疏於防災，現在又增加了災害的可能性，等於去民之產而置之於死地，怎 麼可以呢？要言之，適時調整貨幣輕重可以穩定民生，災害減輕，但是不能實行貨幣貶損政策以掠民資。

〈魯語上〉記，魯莊公時，魯國發生饑荒，大夫臧文仲主動向莊公請求告糴於齊，即向齊國購糧，說：「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他的隨從說，國君沒有 派你，你何必自取其事呢？臧文仲說：「賢者急病而讓夷（平），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今我不入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 也。」乃入齊，卑辭厚幣，以玉磬等為禮品，說：「天災流行，戾於敝邑，饑饉薦降，民贏幾卒（幾乎死亡）。……敢告（請）滯積，以紓執事，以救敝邑，使能供 職。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之賜，其周公（魯國先詛）太公（齊國先祖）及百辟神祗實永饗而賴之。」這番話講得委婉得體，結果，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可見當 時向鄰國購糧是嚴重而艱巨的事，要完成任務很不容易。

※延伸閱讀：
‧先秦史籍之救災思想 (下)

【完整內容請見《歷史月刊》259期】

先秦任何文化上的脈動都不會是一日一夕之功，秦始皇焚書，看似新朝代引發的新氣象之一，和「書同文，車同軌」一樣是規劃天下的大手筆，是文化界的「掃六 合，一天下」。但細究卻有他背後極深遠的文化積累，文化思潮同樣不是石頭縫裡蹦出來的猴子，在看似心血來潮的舉動之後往往隱藏著一段令人驚訝的潛伏期。兩 千年前秦帝國也是如此，焚書如同原子彈爆發一樣，在中國歷史上形成了經久不衰的話題。而它的最初一動也許來自一個夜晚。在秦王嬴政還沒有成為始皇帝的之 前，有一天，有人遞上《韓非子》的文稿，那些充滿凜冽之氣的竹簡被他翻閱了整整一夜，當他抬起疲憊的雙眼，看著東方拂曉的桔紅色，不由自主地發出悠長的嘆 息：「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所以，如果不嫌囉嗦的話，讓我們把歷史的眼光放遠一些，從秦之文化及諸子學派講起。

戰國時代思想解放

秦大規模進入中國歷史舞台是從一個英雄美人的故事開始的，在這個充滿浪漫主義色彩的故事中，君王的美人一笑傾國，直接導致了一場令周王室顏面掃地的戰爭。 美人因為這場戰爭成為中國歷史上老資格的紅顏禍水，而秦也因此由一個偏遠部落一躍成為擁有廣大領土的諸侯，開始了他在歷史舞台上的精采演出。

秦雖然能夠位列諸侯，但就文化而言，相比東方諸國，他一直處於落後的地位，他的東邊是強大的鄰居晉。晉是國力很早的諸侯國，春秋時代就以強國的面目出現， 從晉文公起更是霸主迭出，一直以來都保持著強大的政治軍事優勢，他的強大甚至可以從三家分晉之後依然各為強國中看出。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晉都具備著操縱 各國外交的實力。有這樣一個強大的鄰居不見得是件好事，事實上，在進入中原這件事情上，晉一直是秦的天然屏障，中原諸侯聚會，秦不得與聞。

秦不得與聞的除了諸侯的聚會，還有文化。正是在函谷關外，中國的學術達到了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高度。春秋時代是中國思想解放的源頭，而孔子是這場解放運動的分水嶺。

在孔子之前，文化是貴族才能夠參與的事，類似祭祀，有嚴格的範圍和規矩。西周的學術都統一在國家，由國家派遣的官員把關，成為國家機器的一部分。貴族可以 參與，庶人無權接觸。文字、歷史、章典都不通行天下，民間可說是無學術。這是文化萌芽階段的一個特徵，小荷才露尖尖角而已，既初具規模但又範圍狹小。後人 稱這時的學術為「王官之學」。

而民間的啟蒙是從孔子開始的，具體的風氣也許形成在孔子之前，但孔子的「有教無類」無疑是最有說服力的歷史證據。在孔子臨死的時候，他似乎還在為自己把學 術引入民間而感到不安，於是留下了「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這樣左右為難的感嘆。可以想見，即使在從事了一輩子啟蒙工作之後，他 所處的時代背景依然讓他看起來有些像個冒大不韙的普羅米修斯。

孔子雖然一直堅稱自己對西周上下有序的禮儀推崇之至，但從各人行為上，他更多表現出寬容、善良和平等的精神。他曾經說「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只 要提來拜師禮，我都可以教授。學術的門檻從此打開，私學的開辦導致民間學術的興盛，更多的人加入了思考，對天下事的關心終於不再僅僅是貴族才可以做得事 情。當時間進入群雄紛爭的戰國時代，那些各式各樣的思考就具備了它的現實意義，甚至急切盼望在強大的諸侯國裡得到實際運用，這於是又反過來促進更多的人加 入這個行列，進而加速形成了百家爭鳴的氣象，一連串足以讓中國人自豪千年的思潮一個接一個的誕生、成熟。

在中國歷史上，再沒有一個朝代如戰國這麼多紛亂，各國的邊界每天都在改變。大小的戰爭每天都在上演，社會結構的逐漸成熟竟然反應在動輒就會有幾十萬的軍隊 投入戰爭。而也沒有一個朝代像戰國這麼活潑，從國君到政府官員都表現出對奇言怪論的極大耐心，甚至不惜把自己的國家變成書生們的社會實驗田。很多思潮都保 持著極快的更新速度，甚至索性以顛覆傳統的面貌出現。有極端支持獨裁者的法家，也有無政府主義的道家，還有依靠嚴密組織四處阻止戰爭的墨家，當然，資格很 老的，主張以倫理秩序架構帝國的儒家一直也是其中聲音浩大的一個。

值得一提的是法家和道家，這兩大思潮一個在秦得天下的過程中居功至偉，卻導致帝國在12年後灰飛湮滅。另外一個則是漢用來避免類似錯誤的武器。跟儒墨兩家 不同，法、道兩家形成較晚，儒墨因為成熟於春秋時代，所以帶有那個時代特有的浩大政治觀，胸中渾涵天下，而無各國霸業，所以重維護、輕顛覆。而戰國的學派 因為適逢亂世，缺乏春秋時代才有的平穩大氣，往往表現出火氣十足，力爭一步到位，一勞永逸地解決社會問題。法道兩家都是這樣，法家偏狹冷峭、務實際而尚功 利、崇尚集權統治，能夠在混亂中製造秩序，產生巨大的運作效率，但也同時具備毀滅一切的氣概，缺乏可持續意義上的長治久安。而道家則是對動盪的極端反動， 在厭倦了戰亂紛爭之後，他們主張的清靜無為、回歸自然，具有宗教意義上的禁欲味道，正因為如此，他又不可避免地缺乏推動社會前進的激情。他對社會的構想， 只在漢初時發揮過巨大功績，以他特有的「無所作為」挽救了戰亂之後千瘡百孔的帝國，使他能夠平穩進入政治板塊。從那以後他很少再以意識形態的身分介入權力 中心，雖然他的少政府主張經常被農民起義作為旗幟，但更多能見到他的地方是中國的藝術，他那充滿人文色彩的抒情主義，在一定程度上滋養了中國文人書畫的成 長，並一直伴隨至今。

戰國學派的顛覆性，是相對春秋學派來說的，如果仔細分辨，即使孔子和孟子也表現出極大的不同，雖然他們分別是一個陣營裡的至聖和亞聖。孔子更加注意個人的 修為，經常討論一個「君子」該如何如何，孟子則明顯地把整個社會的政治改造作為自己的主題，並為此四處奔走。等到了戰國末期，同是儒家的荀子又表現出更大 的不同，他甚至具備了很多法家的韻味，強硬而且務實，他的弟子中就有兩個著名的法家：韓非和李斯。時代越往前走，學派越不那麼涇渭分明，雖然很多學者會堅 持自己的師承，但時代風氣給予他們的烙印遠比他們從前輩那裡繼承下來的要大得多。

法家與秦的一統天下

在儒墨平分天下言論的時候，法家首先是個懷疑論者，他們對現有的思想體系抱有很大的悲觀和不信任，不認為任何曾經存在過的社會理論可以解決今天的問題，於 是他們開始動手打造一個新的。在打造新的之前，他們自然要先破壞那個舊的，直接針對的對像是儒墨兩家的「托古立言」。儒家一直標榜「周」，墨家一直標榜 「商」，這些都是發生在很久之前的時代，在文字不成熟、歷史感還稀薄的情況下，留下真實度相當可疑的言論，儒墨兩家不見得不知道這其中的奧妙，所以他們的 堅持更多的是借古人的酒杯澆自己胸中的塊壘。而法家沒有類似的耐心，甚至也不想走道家的道路，道家為了技壓一籌，竟然搬出了更古老的神話人物黃帝，這是一 場比賽誰更古老的遊戲。法家顯然對此嗤之以鼻，他們在顛覆道路上走得更加徹底、純粹，他們甚至把規則都改了，他們要「滅先王之法」。

第一個用法家思想家理國的諸侯是魏文侯，他啟用的是法家的源頭人物李悝。可以說李悝根據其在魏國進行的社會試驗而寫成的《法經》，是中國兩千多年來國家刑 法的底版和基石。他務實作風體現在記錄一個魏國普通農民的家庭收入上，並在此基礎上平準帝國的稅收。類似的手段對後世一直影響很大，以至於幾百年後班固把 這段計算原封不動地安放到《漢書》裡。

誰也無法否認法家能夠產生立竿見影的社會效率，但除了秦國之外，其他各國都很難借此達到脫胎換骨的效果。商鞅是使秦脫穎而出的功臣，大部分的說法是他從李 悝那裡、也許是李悝的弟子那裡學習到《法經》，並且把它帶入秦國。他的很多變法策略，類似廢除貴族世襲、行郡縣制、統一度量衡，以及除井田、開阡陌，進入 秦國之前，在其他國家都曾經使用過，但沒有人比商鞅更成功，以至於一提起這些變法，好像他是始作俑者一樣。

相同的變法產生不同的帝國，秦帝國終於能夠一枝獨秀成為天下的主人，得益於他的文化特性。秦因為地理的原因，一直在文化上處於閉塞和落後的地位，這造成了 他對中原文化既欽慕又自卑的態度。欽慕使他能夠徹底洗滌自身，全盤接受東方文化為自己所用，一旦決定變法，就能全力以赴，毫無保留。商鞅在秦最成功的時 候，整個社會肅殺整齊，夜不閉戶，路不拾遺，但如此良好的社會風氣不是來自公民的高尚道德水準，而是因為法律嚴明詳盡，並且鐵面無私。這個社會對儒家崇尚 的倫理的破壞是如此徹底，以至於最基礎的民眾也知道代表君王的法律是凌駕在任何人事關係之上的，身邊最親近的家人朋友往往也是為獨裁者服務的員警。這從商 鞅逃走後被極有效率地抓回可以看出，他臨死時不得不感嘆這個他一手建造的，冷酷的、超越一切人情味的制度。而其他國家總是或多或少地殘留著西周以降的繁文 縟節和迂迴婉轉的人際關係，很難不走樣的進行變法。如果從這個角度看過去，容許我們說的簡單一點，秦的崛起是得益於他沒有所謂的歷史包袱。

只要稍做留心就會發現，在秦效力多是客卿，而這些人絕大多數出自三晉，比如張儀、范雎、甘茂、公孫衍、呂不韋、尉繚、韓非、李斯。三晉此時可以說是秦帝國的文化臍帶，中原優秀的政治人才源源不斷地由三晉進入秦國，最後成就了他。

秦對中原文化的另一個態度是自卑，這導致他對東方文化不脫客體姿態，始終抱有不親近之感。雖然能在一段時間內任用東方之士，但商鞅車裂、張儀見逐、范雎退絀、不韋身死，東方人才在秦難得善終，日後全國範圍內的焚書也是源於對東方文化極重的戒備和不信任心理。

※延伸閱讀：
‧從秦皇焚書到罷黜百家 (中)
‧從秦皇焚書到罷黜百家 (下)

【完整內容請見《歷史月刊》258期】

「走犬」的政治義涵

在中國古代社會生活中，「走犬」活動不僅體現了文化內涵，而且在還被賦予了國家意義，從而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

對於王公貴族尤其是皇帝來說，提倡「走犬」還有意在保存狩獵騎射的傳統，以防止對安定的生活和對榮華富貴的享受產生過分依賴的心理。西漢武帝尤好田獵，常在上林苑進行，並設專官管理，狩獵時還命司馬相如作賦。據《漢舊儀》載：

上林苑中，廣長三百里，置令、丞、左右尉。百五十亭苑，苑中養百獸。禽 鹿嘗祭祠祀，賓客用鹿千枚，麕兔無數。佽飛具繒繳以射鳧雁，應給祭祀置 酒，每射收得萬頭以上，給太官……天子遇秋冬射獵苑中，取禽獸無數實其 中。離宮觀七十所，皆容千乘萬騎。

可見帝王射獵遊樂場面之壯觀。此後的魏文帝、明帝、唐太宗、後唐莊宗等也都熱中於這種娛樂活動。

在中國歷史上，遊牧民族在中原建立的王朝包括遼、金、元以及清朝等，儘管已接受了農業文明，但統治者仍自覺採取很多措施以保持他們民族原有的生活習慣和文 化傳統，以防止對農業定居生活的依賴，其中定期或不定期的田獵活動即是其中的一種。遼聖宗、金元諸帝、清聖祖（康熙）、清高宗（乾隆）等，皆好田獵。清代 皇室的木蘭圍場即在今河北承德避暑山莊北面四百里處，康熙皇帝常常帶著皇子和大臣到熱河行獵，直到晚年仍樂此不疲，並向皇子及滿清大臣提倡這種活動，意在 防止原有進取精神的退化。

同時，狩獵對於古代帝王來說，還是一種炫耀武力和政治威信的行為，甚至帶有某種儀式的性質。天子「田獵」是中國古代軍禮的一種，亦稱「蒐狩」。天子、諸侯 遇農隙無事，行圍射獵，既是娛樂體育活動，也借此演習軍事，因而受到歷代重視。商代田獵頻繁，卜辭中多有記載。西周時形成制度，天子六軍，諸侯國三軍、二 軍或一軍，每年進行田獵。春稱蒐，夏稱苗，秋稱獮，冬稱狩。《詩經》中有很多以田獵生活為題材的作品，從中我們可以窺見周代的田獵文化內涵。《禮記‧月 令》中說：「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 可見天子田獵正是為了閱軍習武，帶有軍事和政治的目的。天子冬季出外巡視即被稱為「巡狩」，東漢班固的《白虎通義》中說：「王者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 也；狩，牧也。為天下循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自不得所。考禮義，正法度，同律曆，計時月，皆為民也。」狩即狩獵或打獵，本意為天 子以「狩獵」為名出外視察，從而「巡狩」一詞便成為天子外出視察的代稱。

圍獵及獻禽時皆有一定的儀式，而且帶有明顯的制度性。《後漢書‧明帝紀》有載：「冬，車騎校獵上林苑。」唐代李賢對此注曰：「《周禮》校人，掌王田獵之 馬，故曰校獵。謂以木相貫穿為欄校，以遮禽獸。」《舊唐書‧太宗紀下》：「（貞觀）五年春正月癸酉，大蒐於昆明池，蕃夷君長咸從。丙子，半獻禽於大安 宮。」《宋史‧禮志》關於宋代「校獵」定制的記載，顯得更為詳細：

太祖建隆二年始校獵於近郊。先出禁軍為圍場，五坊以鷙禽細犬從。帝親射走兔三，從官貢馬稱賀，其後多以秋冬或正月田於四郊……至仁宗時，言者言校獵之制所 以順時令，訓戎事，請修此禮。於是詔樞密院奏定制度……宰相賈昌朝等曰：「陛下暫幸近郊，順時田獵，取鮮殺而登廟俎，所以昭孝德也；即高原而閱軍實，所以 講武事也；問耆老而秩近，所以養老也；勞田夫而賜惠，所以勸農也。乘輿一出，而四美皆具。伏望宣付史館。」從之。

其實，從先秦到清代，更多的文學作品或野史筆記中對此多有具體的描述。西漢司馬相如的名篇〈子虛賦〉、〈上林賦〉以及揚雄的〈羽獵賦〉等，便是描寫帝王田 獵情景的作品。取材於《三國志》等史料、成書於明代的著名小說《三國通俗演義》，第39卷「曹孟德許田射鹿」中就有一段關於「田獵」的精彩敘述：

一日，操揀選良馬、名鷹、俊犬，弓矢俱備，先令聚兵城外，操入請天子田 獵。帝曰：「田獵恐非正道乎？」操曰：「古之帝王，春蒐夏苗，秋獮冬狩， 四時出郊，以示武於天下。今四海擾攘之時，若出田獵，其利有四：陛下久 處深宮，神力疲倦，馳騁於弓馬之間，爽神暢體，其利一也；耀武揚威，以 示四方，其利二也；軍閒則困，困則生疾，奔走無逸，其利三也；自天子至 於公卿，不可不洗射以生力，其利四也。」帝即上逍遙馬，帶雕弓、金鈚箭， 排鑾駕出城。玄德、關、張各彎弓插箭，內穿掩心甲，各持兵器，引數十騎 隨鑾駕出許昌……操騎爪黃飛電馬，引十萬之眾，與天子獵於許田。操令軍 士周回排二百餘里。操與天子只爭一馬頭，背後都是操的心腹之人。文武百 官，遠遠侍從，誰敢近前。各帶一付弓箭，唯天子可帶雕弓。壺中所插之箭， 各有號帖，唯天子用金鈚皮箭。當日獻帝馳馬到許田，劉玄德起居道傍。帝 曰：「朕要看皇叔今日射獵。」玄德謝畢上馬，忽見草中趕起一兔，帝令玄德射之，一箭正中其兔，帝亦稱賀。玄德拜謝上馬，轉過土坡，忽見荊棘叢中，趕出一隻 大鹿，正衝而來。帝連射三箭不中。帝覷操曰：「卿射之。」操就討天子雕弓、金鈚箭，扣滿，正中鹿背，倒於草中。眾群臣將校，皆謂天子射中，踴躍而來，同呼 「萬歲」。曹操縱馬而來，遮於天子之前，以迎當之，眾皆失色。

從中我們可以認識到皇帝出郊田獵帶有一種儀式性質，是為了「示武於天下」或「借田獵以講武」，其中還描述了皇帝及大臣們圍田打獵的壯觀場面以及具體的細 節。雖然小說敘述的是曹操想借漢獻帝行獵來炫耀自己的權威，以達到「挾天子以令諸侯」的目的，但卻反映了傳統文人對統治者田獵活動的認識；儘管是小說的描 述，但卻是在《三國志》和裴松之注以及其他史料基礎上創作出來的，有著真實的歷史與文化背景作依托。

結語

總之，在中國傳統社會生活中，由於各種文化的發展、消長和演變，「走犬」這種活動便被賦予了各種的文化內涵，從而有著不同的形式和內容，於是在歷史文獻 中，「走犬」這個詞更多的時候是被其他詞語替代了。在中國古代的史書文獻中，常見的「走狗」、「打圍」、「行獵」、「圍獵」、「出獵」、「田獵」等詞彙， 均包含了「走犬」的含義。因而儘管這個詞在目前的辭書類工具書中，只有卷帙浩繁的《漢語大詞典》才被收入，然而其內容卻是非常豐富的，並且在不同時期、不 同群體和階層那裡，體現著不同的文化內涵，我們可以從中窺見中國傳統社會生活的豐富多彩。

「走犬」一詞在現代漢語中已不常用，但它卻包含著豐富的文化內涵。廣義上的「走犬」應泛指打獵活動，獵狗自然是不可少的，然而在傳統社會的日常語言中， 「走犬」一詞的真實內涵並不在於有沒有獵狗的參與，而在於「打獵」這種活動的本身。在中國古代，「走犬」實質上是一種多元文化內涵的傳統社會生活。

關於「走犬」一詞，對於現代的人們來說可能已經很陌生了，人們見到這個詞可能往往只會臆度，不免望文生義。因此，對該詞應做出正確的解釋以揭示其背後的文化內涵，顯然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

「走犬」與「走狗」

首先，我們應該弄清楚這個詞究竟是指什麼，在哪些古代文獻中曾出現過，又是在什麼語境中使用了這個詞。現在的《四庫全書》電子檢索系統中我們是找不到「走 犬」這個詞的。因而，我們可以猜測，這個詞在古代或許並非是一個具有特殊含義的專有名詞，即使我們現在已經知道這個詞的意思，但並不等於我們已經知道它的 具體內容及其原有的歷史文化內涵。在辭書類的工具書中，只有現行收錄漢語字詞最全的《漢語大詞典》（共12卷）提供了 「走犬」一詞的具體來源和解釋：

走犬：（1）指獵狗。《淮南子‧原道訓》：「陳酒行觴，夜以繼日，強弩戈高鳥，走犬逐狡兔，此其為也。」（2）為縱狗行獵。《戰國策‧齊策一》：「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築、彈琴、鬥雞、走犬、六博、蹹鞠者。」

除此之外，流行較早的《辭源》（1915年初版）與《辭海》（1979初年版）中雖然沒有收入這個詞，但卻出現意思極為相近的「走狗」一詞，關於該詞的解釋，和《漢語大詞典》中對「走犬」一詞的解釋幾乎完全一樣。《辭源》：

走狗：獵犬。《史記‧句踐世家‧范蠡遺文種書》：「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漢荀悅《前漢紀‧四年》：「語曰：『野禽殫，走狗烹。』」《史記‧淮陰侯列傳》作：「野獸已盡而獵狗烹。」後來也比喻受人豢養的爪牙。

這裡對「走狗」一詞的解釋和《漢語大詞典》中關於「走犬」的第一種解釋顯然是相同的，都是作為一個名詞來使用的，指「獵狗」。而《辭海》中關於「走狗」一詞的解釋就和《漢語大詞典》中的「走犬」幾乎完全一致了：

走狗：（1）指獵狗。《戰國策》：「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已具矣。」《史記‧越王句踐世家》：「狡兔死，走狗烹。」本以比喻為人出力者，後以指受他人指使，幫凶作惡的人。（2）趨狗出獵。《後漢書‧袁術傳》：「少以俠氣聞，數與諸公子飛鷹走狗。」

不難看出，「走犬」與「走狗」最早主要來源於《戰國策》、《史記》、《淮南子》、《前漢紀》、《後漢書》，兩者在古代語言的使用中幾乎相同，同時它們的意 思無怪乎兩種：一指獵狗，是一種動物，即用於打獵的狗；二指帶著獵狗行獵，是一種打獵活動。顯然無論是哪種意思，這個詞都與打獵有關，由此我們可以認定， 這個詞的出現和使用與中國古代的一種打獵活動有著淵源關係，而且在這種打獵活動中獵狗是必不可少的。同時，我們可以進一步發現，這種活動在農業文明的發展 中被演化成了具有多種目的和多重性質的活動，並且在較為發達的遊牧民族那兒也有著多種多樣的表現。

綜上分析，對於將「走犬」作為中國古代社會生活中的一種打獵活動來理解時，我認為應當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上的「走犬」是指「縱狗行獵」或「趨狗出 獵」，即在這種活動中一定有獵狗參與，用以追捕獵物，另外可能指一種用獵狗行獵的方式來進行的類似賭球或賭彩的活動。廣義上的「走犬」應泛指打獵活動，因 為在打獵活動中獵狗是必不可少的，也是打獵活動中最常見的；當然獵鷹也常出現在打獵活動中，主要用於追捕天上的飛禽和地上的野兔，但相比之下，獵犬更容易 訓練，所以在打獵活動中更為常見。然而在古代的語言使用中，「走犬」一詞的真實內涵並不在於有沒有獵狗的參與，而在於「打獵」這種活動的本身了。

「走犬」是先民的一種狩獵活動

其實「走犬」這種活動從先民們的狩獵年代就應當開始了，只不過那時主要是作為一種謀生手段而已，可能也沒有訓練狗去幫助打獵。後來農耕文明發達後，打獵變 為一種獲取食物和生活物資的輔助手段，同時在這個過程中人們馴養了獵狗，讓牠幫忙打獵。再後來，由於物質財富的增加，打獵不再為了謀生，而成為人們的一種 娛樂性活動，其目的不僅在於體驗打獵收穫的喜悅，而且在於以此來增強運動以調節身心。北宋文學家蘇軾在密州（今山東諸城）做官時曾寫有一首〈江城子‧密州 出獵〉的詞，我們從中可以看到當時的「走犬」情景：

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
為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
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
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

這裡的「黃」即代指黃色的獵犬，「蒼」即蒼鷹（獵鷹）。打獵者在圍獵時往往用鷹犬來追捕獵物，「鷹犬」一詞即由此延伸而來，於是在日常語言中，「鷹犬」作 為一種貶義便成為「幫手」、「打手」或「幫凶」的代稱了。這首詞前半段表現了獵者威武豪邁的氣概：詞人左手牽黃犬，右臂架蒼鷹，展現了出獵的雄姿；隨從武 士個個也是「錦帽貂裘」的打獵裝束；他們千騎奔馳，騰空越野，這真是一幅壯觀的出獵場面！下半段則表現了這次打獵帶給詞人的豪邁情懷。

在中國古代傳統的民間社會，「走犬」當與鬥雞、賭博、蹹鞠（踢球）等活動類似，也成為人們生產生活之餘的一種娛樂性活動，在某些時候還可能帶有競賽或賭博 的性質。《戰國策‧齊策一》的記載：「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築、彈琴、鬥雞、走犬、六博、蹹鞠者。」這裡所說的「走犬」應該就是這種意義 上的活動了，至於具體內容和操作程序，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地域應該是各有其特色的。

值得注意的是，關於「走犬」這種活動，古代流傳下來的繪畫作品，便有著更為直觀的反映。在已出土數量可觀的漢代畫像石中，就有一些關於「走犬」田獵的生動 描繪。從現藏於南陽漢畫館的一幅東漢畫像石《騎射田獵》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幕生動的圖景：獵犬正在追捕一隻鹿，徒步持矛的捕獵者和騎馬擲套索的捕獵者 正前後圍捕一頭大型的動物（老虎）。四川新津出土的一幅漢畫拓片《田獵》，則反映了漢代貴族騎射田獵的壯觀場景：乘華蓋馬車者居中觀看打獵，而四周的騎士 正奮力捕獵，但其中並沒有獵狗參與追捕這些獵場上的鹿。這幅畫可能說明，這種捕獵活動是在人工建造的獵場（如西漢時的上林苑）中進行的，並不需要借助獵 犬，因此貴族王公大臣可以駕駛豪華的馬車進行觀獵。

宋‧胡瓖所繪的《出獵圖》則反映了遊牧民族（契丹人）的出獵活動。在這幅圖中，獵人攜鷹狩獵，穿著典型契丹族服飾，在他們的四隻獵鷹中，三隻可能是不同花 色的海東青。海東青被認為是鷹、鷲及隼科之鳥類中的極品，產地即在契丹領域中，以善獵天鵝而聞名。另外，我們能看到，畫中的捕獵者也沒有攜帶獵犬，而是架 著獵鷹，這反映了遊牧民族和農耕民族的出獵活動稍有不同。相比之下，農耕民族可能更善於馴養和習慣使用獵狗，而遊牧民族則善於馴養和使用獵鷹，但在進行圍 獵時往往也會使用獵狗的。

其實，現在中國的一些鄉村，我們仍然能夠發現「走犬」活動所留下的遺風：捕獵者攜帶獵犬，徒步在蒿叢中趟行，用腳或長杆在其中撥弄，以使獵物受驚嚇逃出， 這時獵犬就會迅速上前追捕。這樣的圖景可能更接近「走犬」一詞的原始含義吧！而在一些少數民族那兒，女性顯然也熱中於這種出獵活動，往往「鷹」、「犬」並 用，如當代畫家馬義泉創作的一系列這方面題材的作品，便真實地展現了北方一些少數民族的「走犬」活動。

根據各坑出土的印章、封泥及其內涵等，發掘者認為這11座坑分別代表或象徵了西漢王朝的「宗正」，「少府」下屬的「導官」、「徒府」、「太官」、「宦者」、「東織室」、「永巷」及 「衛尉」等官署機構。

根據上述結論，結合帝陵第三層次從葬坑形制相同、規模略異、以帝陵為中心放射性排列的布局來看，這86座從葬坑應當是級別相等、功能略異，我們推測陽陵帝陵第三層次代表或象徵的是「三公九卿」中的「九卿」及其所屬機構及設施。

帝陵從葬坑中的第一和第二層次雖然資料闕如，但結合歷史文獻、「百官位次」和前引發掘資料，我們有理由推測其第二層次的從葬坑應與「三公」有關；第一層次的從葬坑則與皇帝關係更為密切，或許代表象徵的是「中朝」之屬？

后陵從葬坑

后陵從葬坑目前發現32座，但未經發掘。參照帝陵從葬坑的性質分析，這些從葬坑估計代表和象徵了皇后所屬的後宮系統的有關機構和設施。

其他從葬坑（陪葬墓從葬坑）

據《漢書‧霍光傳》曰：（霍光死後），宣帝「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梓宮、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樅木外藏槨十五具，東園溫 明，皆如乘輿制度」。由此可見，使用「外藏槨」是皇帝葬儀，即便是三朝元老、托孤大臣的霍光要使用「外藏槨」也需皇帝賞賜。漢陽陵目前發現有從葬坑的陪葬 墓共有5座，其中北區的兩座墓均為「中字形」，距帝陵也最近，各有8座從葬坑，顯見其地位、級別較高或與皇帝關係較近，或為皇室成員，當地村民稱之為「妃 子墓」或有所本。東側陪葬墓區中有從葬坑的墓有3座，均為「甲字形」，各有一座從葬坑，可見與前兩座陪葬墓比，其地位、級別較低或與皇帝關係較遠，參照已 發掘的陪葬墓資料分析，應為非皇室的高級官僚和貴族。此類從葬坑的設置，（1）應為皇帝特別賞賜；（2）代表和象徵陪葬墓墓主與皇家之間的密切關係及其所 享有的特殊地位；（3）可以直接或間接地代表和反映墓主的等級、職務及其所屬機構和設施。

漢陽陵從葬坑的設置內容及理念

有關從葬坑亦即「外藏槨」的設置內容及理念，現代學者多在《漢書》顏注引服虔曰：「（外藏槨）在正藏外，婢妾藏也。或曰廚廄之屬也」的基礎上進行探索。在 研究秦始皇帝陵陪葬坑時，學者們比較一致的意見是其代表了秦始皇帝生前的衣食住行內容，如兵馬俑代表了京畿的軍隊編成，上焦村陪葬坑代表了宮廷廄苑，銅車 馬象徵著皇帝的出行儀仗，等等。藉以保證其在陰間能繼續享受榮華富貴的生活。

有學者總結道：「墓葬外藏槨中埋藏的『婢妾』（商周時期多為真人，秦漢時期代之以俑），狹義上理解，指各種身分的女性，如侍者、舞者、樂者等；廣義上看， 也包括了各種身分的男性，如御者、家臣、儀衛、兵士等，應是墓葬外藏槨中全部殉人（俑）的總括。」「墓葬外藏槨中的『廚』，應是象徵炊事的場所，包括叫做 『廚』的建築物，與『廚』有關的設施（灶、水井、糧倉等）和物品（炊具、食具、食用動物或動物俑、酒等）。」「墓葬外藏槨中的『廄』，表現為馬坑、車馬坑 和車坑，真馬或以馬俑、馬具代替，真車或用模型車、車器代替。」「後漢人服虔對墓葬外藏槨的解釋，應是在對當時喪葬中有關外藏槨制度考察總結的基礎上作出 的概括性結論。正因為是頗具概括性的解釋，所以只列舉了外藏槨最主要的幾項內容，並沒有盡現外藏槨的全部內涵。從已見漢代王侯陵墓外藏槨的情況看，內容要 豐富得多，大到軍隊（兵馬俑坑），小到武庫，還有其他各種府庫，如錢庫（北洞山楚王陵東西耳室內放置大量半兩錢）和絲織品庫（象崗山南越王陵西耳室內瘞藏 有整匹的絲織品）等，可以說，外藏槨的內容包羅了衣、食、行、用的各個方面，正是墓主生前奢華生活的真實反映。」

如果我們對《史記‧始皇本紀》有關秦始皇陵的記載進行仔細的推敲，就能發現其實司馬遷早就此有所披露。「始皇初即位，穿治酈山。及並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 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槨，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在 此，理解的重點應是正義顏師古云「塚內作宮觀及百官位次」，也就是說從葬坑（外藏槨）的內容不僅僅是「婢妾藏也」、「廚廄之屬」，而更重要的是「宮觀及百 官位次」。

最近有考古工作者依據上述記載和秦始皇陵、漢陽陵的發掘資料對前引觀點進行了補充，即：主導秦始皇帝陵園的外藏系統的設置理念，應當不僅僅是簡單地滿足衣 食住行等一類生活內容的願望，而是對秦王朝中央集權、對皇帝日常生活的全方位的模仿追求。於是，「宮觀百官」設之；「廷尉」、「太僕」等三公九卿隨之； 「奇器珍怪徙藏滿之」；不僅施行於人世間的封建管理體制被普遍地模仿布設於地下，就連服務於這一體制機構的官吏、士卒、宦者、侍女以及各類動物、各種生活 用品或間接（官吏、士卒、宦者、侍女以及各類動物等），或直接（各類動物、各種生活用品）置於地下。簡而言之，秦始皇陵外藏系統中不同的陪葬坑代表不同的 政府機構及設施，這些陪葬坑在空間、規模、內涵等方面的差異，反映了它所代表的各個政府機構及設施在等級、功能及其與皇權之間關係的不同和區別，是秦帝國 中央政權各類機構運行機制保留在地下的真實的、簡要的注解。

我們認為漢陽陵繼承、發展了秦始皇陵有關的外藏系統的設置理念，並使之進一步規範化。也就是說，代表和象徵「南軍」、「北軍」、「宗正」，「少府」下屬的 「導官」、「徒府」、「太官」、「宦者」、「東織室」、「永巷」及 「衛尉」等官署機構的從葬坑的確認證實：漢陽陵不同的陪葬坑不是籠統地代表或象徵「婢妾」、「廚」、「廄」之屬，它還代表和象徵「宮觀及百官位次」，代表 不同的政府機構及設施；這些陪葬坑在空間、規模、內涵等方面的差異反映了它所代表的各個政府機構及設施在等級、功能及其與皇權之間關係的不同和區別，是西 漢帝國各個政府機構、各種設施的真實再現。深入一步講，包括漢陽陵在內的秦漢帝陵設置從葬坑（外藏槨）不僅「藉以保證其在陰間能繼續享受榮華富貴的生 活」，而且是要繼續擁有、延續其政權，「至於萬世，傳之無窮」。

1990年以來，漢景帝陽陵的考古工作取得了較大成果，為研究西漢帝陵制度提供了豐富的田野資料。其中數量眾多、分布廣泛的從葬坑的探明和發掘尤為引人注 目。特別是90年代後期帝陵東側從葬坑的試掘收穫頗豐，除出土了各種身分的著衣式陶俑、成群的陶塑動物、各種質地的生活器皿、生產工具等大量珍貴的文物、 遺跡之外，還發現了印章、封泥等文字資料。設置從葬坑是秦漢時期大型墓葬的特點之一，以前雖多有發現，但因出土器物中文字資料的相對匱乏，限制了對其的全 面認識和深入研究，而上述文物資料的出土，使我們對陽陵從葬坑的分區、分類，設置理念，性質、內涵等問題的進一步研究成為可能。

陽陵從葬坑的發現與分類

截至目前，陽陵發現的從葬坑有：

1. 90年代初，為配合西安─咸陽機場專用道路建設時，在帝陵東南500米處鑽探發現南區從葬坑24座；其後不久，在帝陵西北500米處發現西區（北區）從葬坑24座。90年代，先後對南區的部分從葬坑進行了發掘。

2. 90年代初，在陽陵東側的陪葬墓區中，根據當地村民提供的線索，鑽探發現了從葬坑一座，並對其進行了搶救性發掘。

3. 98～99年，在陽陵帝陵封土以外、陵園之內鑽探發現從葬坑86座。99年以後對其中位於帝陵封土東北側的11座坑進行發掘。

4. 99年前半年，在陽陵後陵封土外側、陵園之內鑽探發現從葬坑32座。

5. 99年後半年，在陽陵北區陪葬墓園鑽探中發現從葬坑16座，其中M1周圍8座，M2周圍8座。

6. 2000年以來，在陽陵東區陪葬墓園鑽探中發現從葬坑2座，其中M1周圍1座，M2周圍1座。

根據上述183座從葬坑的具體位置和從葬主體，我們初步將其劃分為：

帝陵從葬坑：結合秦漢王、侯陵墓的發掘成果和陽陵後陵相當數量的從葬坑覆蓋在封土之下的鑽探資料分析，陽陵帝陵墓室之內、封土之下還會有一定數量的從葬 坑。也就是說，陽陵帝陵從葬坑估計可以細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層次為墓室之內（有待發掘證實）；第二層次為墓壙以外、封土之下（有待鑽探發掘證實）；第三層 次為封土以外、陵園之內的86座從葬坑；第四層次為陵園之外的南區從葬坑24座、北區從葬坑24座。

后陵從葬坑：陽陵后陵封土外側、陵園之內鑽探已發現的32座從葬坑，墓壙之內、封土之下估計還會有一定數量的從葬坑。總之，后陵從葬坑至少也應有兩個以上的層次。

其他從葬坑（陪葬墓從葬坑）：陽陵北區陪葬墓園中發現的16座從葬坑；陽陵東側陪葬墓區中的3座從葬坑。

陽陵從葬坑的性質分析

上世紀80年代以來，以俞偉超先生為首的一批學者結合文獻記載和考古發掘資料，對陵墓外藏系統或曰外藏槨系統進行了較深入的研究。學者們比較一致的觀點 為：「把墓的結構分為正藏與外藏槨這種漢制，實際從春秋晚期已經發其端，戰國時至少已成為好幾個諸侯國的王陵制度。」「外藏系統的基本概念就空間設置而 言，是指墓葬墓室主體空間以外的隨葬區域，包括墓室內的壁龕、耳室、殉坑、車坑、馬坑、車馬坑以及墓室外的所有器物坑。」「外藏槨是相對於正藏的一個概 念，它位於墓葬正藏之外，應是正藏的附屬部分。它或位於墓壙內正藏之外，或位於墓道中，或被安置在墓外。不管位置何處，一般來說，每具外藏槨自成一個單 元，實際上就是一個一個的陪葬坑（室）。」根據上述研究，我們將陽陵已發現的183座從葬坑，以及今後可能發現的從葬坑確定為陽陵的「外藏槨」或「外藏系 統」應毫無問題。

與秦始皇陵的從葬坑相比，已經發掘的漢陽陵從葬坑多出土有印章、封泥等文字資料，因而其從葬坑性質的進一步分析就較為容易。

帝陵從葬坑

漢陽陵帝陵從葬坑的第四層次已發現的有南區從葬坑24座、北區從葬坑24座。兩組從葬坑，不僅位置對稱，占地範圍相等、而且數量相同、坑位排列、大小次序 也一致。南區從葬坑「經過發掘和部分清理的有15個（第1～6、8、10、16～18、20～23號坑），雖然只占總面積的36%，但沒有一個坑不同軍事 內容有關。出土了大量的彩繪武士俑、當時流行的各式兵器及戰具。兵種已涉及到步、車、騎，兵器可說是遠射程（銅鏃、弩機）、格鬥的長兵器（鐵戟、矛、鈹） 和近衛的短兵器（鐵劍）等一應俱全」。其中2號、16號、17號、21號坑還出土有「車騎將軍」、「軍大右倉」、「軍武庫丞」、「軍武庫兵」、「軍武庫 器」、「左府」等與軍隊編制有關的印章，因此無論「認為其可能與西漢當時的『南軍』、『北軍』有一定關係」，還是這兩處從葬坑「正是漢北軍的縮影」，「南 區和西區這2處從葬坑擬或象徵著西漢北軍的兩個部分，或者就是北軍的左、右兩翼」。確定其代表和象徵西漢王朝的軍隊應無異議。

帝陵第三層次的從葬坑已發掘或試掘11座，位於帝陵封土的東北側，編號為DK11－21。出土有包括官吏、武士、男、女侍從、宦者等各種身分的陶俑，豬、 狗、羊、牛、雞等陶塑家畜，原大或縮製為三分之一的木車馬，陶罐、陶倉、陶壺、陶盆、陶缽、陶甑、陶釜，鐵釜、鐵缽、鐵杈、鐵錛、鐵燈、鐵刀，銅缽、銅 鬥、銅印、銅錢，以及石製、骨製的生活器皿，鐵戟、鐵劍、鐵矛、銅弩機等兵器，糧食、肉類、紡織品等生活消費品。種類齊全，數量可觀。 其中11號坑的試掘部分位於坑的中部偏東，其南、北兩側分別為兩列陶人木馬騎兵俑，中間為兩列木車馬。陶騎俑身旁大多出土有鐵戟、鐵劍、銅弩機等兵器。

12號坑出土龜紐銀印一，印文為「宗正之印」；鼻紐銅印一，印文為「大澤津印」。

13號坑西端坑道中發現了封泥一枚，印文為「大官丞印」。

14號坑出土一枚鼻紐銅印，印文「陳疚」。

15號坑發現封泥6件，印文為「導官令印」，封泥旁有竹簡朽跡。西部的陶俑身旁發現有鼻紐銅印3枚，印文分別為「倉印」、「甘泉倉印」、「別臧官印」。

16號坑出土銅印5枚，印文分別為「大官之印」、「內官丞印」、「府印」、「左府之印」、「右府」。

17號坑內發現二枚鼻紐銅印，印文「宦者丞印」 和「長樂宮車」。

18號坑出土宦者俑、白粉彩女俑等著衣式陶俑百餘件，在個別陶俑的腰部還發現有鼻紐銅印，共出土4枚，印文分別為「永巷丞印」、「永巷廚印」、「府印」、「西府」。

在19號坑一男俑身旁還發現了一枚鼻紐銅印，印文為「徒府」。

20號坑主要為著衣式陶俑、木車馬、陶塑動物及少量鐵器等。

21號坑發現鼻紐銅印3枚，其中一枚無印文，其餘兩枚印文分別為「山府」、「東織寢官」。另外，還出土封泥1件，印文「東織令印」。

許多和公司契約期滿的員工請求離職返國，雷爾生必須費盡唇舌加以挽留。他寫道：「看起來此地有點太貧瘠了，我們在此地的大部分士兵，特別是那些牧師和探訪 傳道，都請求解職離去。啊，甚至有人提說，只要能解職前往巴達維亞，送些錢給那些貧窮人也願意，有些人則不領薪水也願意。」但他自己也在這封信中提出了自 己的辭意。他說，真希望一開始沒有發動戰爭，而是經由談判，或者到大員去貿易。

這封信寄出兩個月後（1623年11月），增援艦隊司令官法蘭森接受福建當局邀請，前往廈門簽訂貿易協議。沒想到這是南居益設下的陷阱，法蘭森在宴席中被逮，停在廈門港的荷蘭船隻同時遇襲，快艇梅登號（Muijden）被燒毀。

經此一役，雙方氣勢逆轉。隔年2月王夢熊率領先鋒部隊登陸白沙島，隨後明軍持續增援，不斷興築營壘，慢慢向風櫃尾逼近。

這時雷爾生的辭呈被批准了，總督派宋克（Martinus Sonck）前來接替他。事實上總督也已經換人，新任總督有鑑於軍費壓力沉重，又只能帶來反效果，因此命令宋克以和平手段達成通商目的。宋克在8月3日抵 達澎湖，一上岸就聽說中國軍隊已經有兩百艘戎克船和上萬名士兵壓境（事實上是3千人），於是他寫信給明軍指揮官副總兵俞咨皋要求和談，但俞咨皋不理會他， 仍持續步步進逼。

兩年來雙方爾虞我詐、背盟欺騙，彼此間的互信已蕩然無存。明朝官員不再願意與荷蘭人談，但他們透露不排斥透過中立的第三者居間協調，因此雷爾生和宋克幾度 力邀活躍於東亞各國的大海商李旦前來協助，然而李旦因病在大員休養，只能先派他的助手鄭芝龍從日本到澎湖來幫荷蘭人當翻譯，對局勢沒有什麼幫助。

明軍逐漸完成對風櫃尾的三面包圍，並切斷荷蘭人汲水的道路。8月16日，明軍直逼風櫃尾城堡，情勢一觸即發。幸好第二天李旦即時趕到，在他的斡旋下，雙方 終於恢復談判並達成協議。一切回到原點：荷蘭人拆除城堡、撤出澎湖，福建當局同意在境外通商。荷蘭人提出希望換回法藍森等俘虜，但為中方拒絕。幾天後荷蘭 人開始動手將有用的建築材料拆卸下船，運到大員，後來用作熱蘭遮城的建材。

宋克在致總督的信中記載，這段期間俞咨皋「以大官的姿態和優雅的風度來訪問並視察這個城堡，暢談這城堡拆毀以後的情形」。 9月10日，荷蘭人拆城已畢，撤往大員，從此展開在台灣38年的殖民統治。南居益奏報朝廷說，荷蘭人走時還留下東門外的三層大樓，因為是雷爾生的住處，尚留戀不忍。於是督派王夢熊直抵風櫃，盡行拆毀。

尋找古城的身影

1604年，韋麻郎艦隊自大泥出發打算前往澳門，卻飄到澎湖；1622年，雷爾生艦隊從巴達維亞出擊，攻打澳門失敗，又退而求其次占領澎湖。學者翁佳音認為這不是一個偶然的現象，而是結構上的必然。

澎湖距離台灣和福建都不遠，又是怒海中一塊平靜的避難所，自然成為風帆動力時代船隻必停之處。5千年前，已經有台灣西南部住民前來做短期採集。唐末時漢文 化抵達澎湖，南宋以後，東亞各國間貿易熱絡，海上交通漸趨頻繁。古時沒有精確的定位系統，大海茫茫危機四伏，最安全的行船法則便是摸著石頭過河——循著已 知的島群一座座駛去，若錯過了應該看見的島嶼就趕緊回頭。而澎湖就是閩南船隻出海必經的第一座地標。

元朝時人們開始把外海分為東西洋，「東洋」指爪哇以北各地，「西洋」最初單指印度南部一小塊地方，但隨著「鄭和下西洋」的船隊越行越遠，西洋一詞的內涵也隨著一直延伸到非洲東岸。

人們在海上用指南針辨別方向，久而久之，歸納出幾條主要的海上「針路」。東洋針路自福建出海，經澎湖到台灣南部，再由恆春貓鼻頭過巴士海峽到呂宋、摩鹿加 或婆羅洲各地；琉球針路則是經台灣北部雞籠山、彭佳嶼、釣魚台，接上八重山群島以至那霸，又可向北通往日本。從閩南地區出發時，也會經過澎湖。十六世紀葡 萄牙帆船前往日本，就是從澳門循大陸沿海到漳州後，經澎湖接上琉球針路。

台灣和澎湖佇在幾條國際航線的十字路口，閩南商船前往馬尼拉和琉球、日本商船南下、葡萄牙商船北上，就在這裡交會。大陸沿海的漁民、商人和海盜也以這裡為 活動場所。於是葡萄牙人喊出了佩斯卡多麗斯（Pescadores，漁翁島）和福爾摩沙之名，豐臣秀吉派人試圖招諭高山國，而曾一本、林道乾、顏思齊和鄭 芝龍等海上強豪先後在台澎據地結寨。

翁佳音提出，若不拘泥於政治史或台灣本島人的片面觀點，那麼近代初期台灣史並非從台南寫起，而是由傳統中國「東、西洋」航路的海洋場域開幕。

此外，每當外部力量撞擊台灣時，澎湖往往首當其衝。鄭成功率2萬5千大軍攻台，先在澎湖候風多日；施琅率清軍水師在澎湖灣擊敗劉國軒指揮的明鄭軍隊，鄭克 塽便即投降；中法戰爭時法國海軍上將孤拔橫掃清朝的海上武力，並攻占澎湖以封鎖台灣海峽，後來在此染病，又因中法言和而抑鬱死在澎湖灣內的軍艦上；甲午戰 爭後期，日軍也趁李鴻章即將抵達馬關議和之前，先攻下澎湖擴大戰略布局，為之後的要求割台與接收台灣埋下伏筆。

由於風櫃尾扼守著馬公灣入口，荷蘭人撤走之後，明朝一度短暫地將城堡遺址整修為「銃城」並派兵300員駐守。明鄭、清朝和日據政府也都曾將古城當作砲台使用。

雖然明朝文獻清楚地指出荷蘭人所築的城堡位在風櫃尾，但不知怎麼到了清朝以後，各地方志記載的紅毛城卻混亂分歧，說在「瓦硐銃城」的最多，說是在媽宮街外 紅木埕的也不少。後世更有人附會說「紅木埕」和「紅毛城」的閩南語發音相近，可為明證，但其實該城是明軍所建。此外也有文獻說紅毛城是在奎壁澳、赤崁澳或 吉貝澳，乃至於「以上皆是」，把一切來源不明的城寨都算在荷蘭人頭上。真正的風櫃尾古城反而幾乎不被提及。直到十幾年前，學者訪問風櫃尾時，當地居民仍多 以為蛇頭山上的古城是日本人所建。 1932年（昭和七年），歷史學者村上直次郎前往風櫃尾踏查，發現古城四隅有疑似稜堡基礎的稍微高起部分，他用腳步測量城寬約為56公尺，並發現面向港口 一側殘存一點基礎石壁，但不能斷定石壁是荷蘭時代的產物；1972年荷蘭學者包樂史也曾到訪，與村上看到的差不多。但他們的報告並未引起廣泛的注意。

1988年（民國77年）曹永和先生在「澎湖開拓史」研討會上提出論文，詳細比對中荷文獻，並發表一幅奧地利維也納圖書館所藏，荷蘭人於1623年所繪的 《澎湖港口圖》。圖中清楚繪出風櫃尾城堡的位置、形制和周邊情況，證實了古城的身分。當時報紙還以曹永和「發現」紅毛城確切位置為標題加以報導。

然而古城並未因此受到重視，不但未被指定為古蹟，還遭到400年來最嚴重的一次破壞。1998年海軍興建港口標示燈——也就是我爬上去觀看城蹟的那兩根燈 桿——承包商為了施工出入方便，用挖土機將古城的西南和東北兩道牆各挖開一道大缺口。事後媒體詢問時，海軍只簡短回覆不知道當地有古蹟，縣政府則說古城 「尚未出土考證無法申請列為古蹟」。

此事經過媒體報導與輿論批評，兩年後古城終於被列為縣定古蹟，又兩年後提升為國定古蹟。但直到2007年，在荷蘭貿易暨投資辦事處與澎湖縣政府合作下，才設置了步道和解說廣場。

我是在2001年秋天造訪這座古城的，當時它已被指定為縣定古蹟一年半，但仍是一片荒蕪，也沒有任何告示。

古城最初因為主要是壘土而成，稱不上堅固，但也因為沒有太多具利用價值的建材，故而主體未遭拆毀破壞。古城一直都在這裡，歷代皆曾使用，但人們不知為何在文獻中將它丟失了數百年。等到人們好不容易確認了它的身分，它卻又立刻遭到建造以來最嚴重的傷害。

我到訪時，古城被掩蓋在仙人掌等植物之下，難以窺見它的面貌。卻是爬上了破壞古城的元凶——港口標示燈上，才得以望見大要。 人和古蹟之間的關係，何以如此周折？

古城遺跡似乎只是一圍不起眼的土堆，受著呼嘯不止的北風，伴著無盡的荒涼。叫人難以想像這裡曾有艦隊靠泊，城中往來著荷蘭士兵、神職人員、班達奴隸、中國俘虜、明朝將領、大華商與大海盜……

但透過當時的中荷文獻，尤其是雷爾生從這座城中寄出的一封封書信，這一切倏然變得鮮明而具體了起來。乍一想彷彿是文獻潤澤了古蹟，但若不曾實際走進城中看 見現場險峻的形勢、不曾在蛇頭山上看見海灣旁歷史之流高密度的匯聚，那麼一切文獻也終究只是寒涼而抽象的符號。正是這座古城，讓文獻裡隱約閃爍的光影，有 了投射成形的屏幕。

蛇頭山上風雲際會

雷爾生在1624年8月交卸了司令官的職務，隨即返回巴達維亞。他在那裡遇見了同樣任滿離職的班德固船長，於是他以返國艦隊司令的身分，搭乘班德固的船出航回國，不料在印度洋上一病不起，最後死在非洲東岸的聖露西亞島。

班德固船長回到故鄉荷恩，後來將他的航海故事出版，大受歡迎。他在老家度過30餘年的退休生涯，一直活到1657年。

接替雷爾生的宋克，退出澎湖後在大員設立商館、興建奧倫治城（後來改為熱蘭遮城），成為第一任台灣長官。然而第二年（1625年）9月，他搭乘的小船在台江內海遭遇風浪翻覆，因而溺斃。

而在廈門遭到明朝官員設局逮捕的增援艦隊司令官法蘭森，在事件告一段落後被押往北京，在御門獻俘予天啟皇帝，最後斬於西市，並傳首各邊以威四夷。

福建巡撫南居益後來升任河道總督，因不肯諂侍魏忠賢而被罷官，幾年後復出，又以工部尚書致仕。1644年（崇禎十七年）李自成攻陷他的家鄉，試圖加以招降，南居益不從，絕食七日而死。

澎湖守備王夢熊從頭到尾參與了荷蘭人占領澎湖事件，表現活躍。他因為這次的功勞而升為澎湖游擊，並負責在穩澳（或稱文澳，就是紅木埕）興建城池，但因為貪汙工程款而在1631年（崇禎四年）被判處斬監候。

李旦在荷蘭人撤出澎湖的第二年，因病在平戶逝世，比宋克還早了一個月。

那位「以大官的姿態和優雅的風度」視察風櫃尾城堡的副總兵俞咨皋，後來升為福建總兵，又因為和荷蘭人接上頭，遂獨占了對台貿易的巨大利益，每年供應東印度 公司價值數萬里爾的生絲。但是他萬萬沒有想到，當他意氣風發地來到風櫃尾城中，陶醉於勝利的氣氛時，角落裡有一名年輕的漢人翻譯鄭芝龍正冷眼看著這一切。 鄭芝龍不久後迅速成為閩海勢力最強大的海盜，並在四年後攻入俞咨皋駐守的廈門，逼得俞咨皋翻出城牆逃跑，從而取代了他在官場和商場兩面的地位。

30餘年後，鄭芝龍的兒子鄭成功率領大軍從金門出發，在澎湖候風數日，然後強渡黑水溝攻下了熱蘭遮城——一座使用了從風櫃尾城堡拆下來的建材所築的先進堡壘。

各路豪傑在這蛇頭山上風雲際會，隨即又風流雲散。荷蘭人撤出澎湖不過數年，參與此事件的重要人物已有大半謝世。然而個別生命的消逝，並無礙歷史之流繼續匯 集在這澎湖灣上。只有這荒蕪的土城，獨自穿過日復一日的寂寞冷清，靜待數百年後的某一天人們憶起它來，前來尋訪，從而看見歷史曾經浩浩蕩蕩流動的痕跡。

【完整內容請見《歷史月刊》256期】

艦隊從荷蘭出發，航行了317天後抵達爪哇萬丹，然後又轉往華商聚集的大泥（泰國南部的北大年）。韋麻郎在大泥認識了商人李錦和潘秀，他們建議韋麻郎賄賂 福建稅監高寀，由此打開貿易大門。韋麻郎一開始希望能夠奪下澳門，於是另外招募了華人通譯和舵工，朝澳門出發。但他聘到的舵工也許不是廣東人，竟然因為不 熟悉粵海水路而使船隊漂浮到閩南沿岸，結果又遇上颱風，為了避免觸礁航向外海，因而落腳在澎湖，並建造屋舍作久居之計。

既然到了澎湖，韋麻郎就依照李錦的建議和福建當局聯絡，但明朝官員對荷蘭人占領澎湖既驚訝又憤怒，立刻將李錦和潘秀等人逮捕。蓋澎湖乃是明朝的「汛地」， 也就是季節性派兵駐守的地方，被視為版圖之內。雖然高寀為了多達3萬金（將近5萬西班牙里爾，在今日合數億新台幣）的鉅額賄款積極在背後活動，但福建巡撫 一面上奏朝廷反對，一面動員備戰，並且派出都司沈有容到澎湖談判。

沈有容率領50艘滿載士兵的戎克船前往，和韋麻郎在娘媽宮（天妃宮）會面。沈有容強調外人不得在中國從事貿易，不過他也暗示只要在中國領域以外的島嶼上，荷蘭人就有機會取得想要的商品。 韋麻郎在航海記中描述，他們跟沈有容借了兩、三艘戎克船前往東南方尋找理想的碇泊地，但沒有找到滿意的港灣，最後迫於明朝官員的壓力而決定退出澎湖。由於沈有容曾經率兵到台灣追擊海盜，對當地情況有一定瞭解，當代學者認為沈有容建議荷蘭人前去的地方就是台灣。

中文史料對這次「諭退」有更豐富生動的敘述，但不曾提到沈有容建議他們前往別的島嶼，乃至借船探勘的事情。中文資料偏重強調沈有容有膽有智、大聲論說道理 而使荷蘭人慚愧屈服。譬如《東西洋考》記載沈有容對韋麻郎說：堂堂中國，豈乏金錢巨萬萬。你們被鼠輩所誆騙，結果賄款拿不回來，貿易又不成，後悔莫及！荷 蘭士兵聞言抽刀威脅，沈有容毫無懼色，厲聲喝道：中國甚慣殺賊，你們說要來通商，所以好言好語跟你們談。若要動武，難道你們沒有看到天朝兵威嗎？他這番言 語義正辭嚴，說得荷蘭人喪氣折服、恭順退去。

從中荷文獻，可以看出雙方立場南轅北轍，所重之事大不相同。又可以從各自沒有記載的部分，看出兩邊的避忌之處，對照起來甚有樂趣。韋麻郎的航海記純然計算 公司利益，說此行仍然獲得不少中國人的友好對待，對將來的貿易取得了美好遠景。中文史料則強調沈有容的豪情爽氣，以及天朝威儀的張揚。

我不懷疑沈有容在談判過程中展現的堅定態度，因為他確實說服了荷蘭人，並且贏得對方尊敬。但荷蘭人也絕不會只是因為聽了幾句大道理便羞愧伏首而去。持平而 論，當時韋麻郎率領的是公司派來亞洲的第一支艦隊，還沒有建立任何根據地，羽翼未豐，盤算得失之後選擇離開是十分合理的。

且看18年之後，公司在亞洲站穩陣腳，派雷爾生再度前來占領澎湖，事情就沒有那麼好解決了。

用中國俘虜築風櫃尾城堡

東印度公司於1609年在日本平戶設立商館，1610年在爪哇雅加達（後來改名為巴達維亞）設立據點，並將觸角伸向亞洲各地。1619年公司任命科恩 （Jan Pieterszoon Coen）出任總督，此人雄才大略而手段殘暴，以鐵腕強行拓展公司勢力。他上任後立刻奪回被英國人攻占的巴達維亞，興建了宏偉的城堡，並封鎖鄰近的大港萬 丹，使巴達維亞成為往後百餘年中東南亞最繁榮的國際貿易中心。 1621年科恩為了獨占肉荳蔻產地，揮兵攻下班達島，處決44名原住民酋長（外加被俘後自殺一名），並屠殺、流放島上居民。而逃到深山中的倖存者又有不少 飢病而死。一說科恩這次攻擊造成上萬名班達人死亡，使得原本的社會結構崩解不存；此外科恩的手下也在1623年逮捕安汶島上的15名英國東印度公司職員， 以水浸、火燒、鐵烙等嚴刑逼迫他們承認對荷蘭人圖謀不軌，最後處決其中13人，從而獨占了安汶島的香料資源。

這樣的科恩，無法忍受只能被動地在爪哇等待中國商船前來供貨，他決定要獲得一處對華貿易據點。他心目中的首選還是澳門，一來這是已經有良好基礎的貿易港， 二來奪下澳門可以打擊西班牙和葡萄牙兩個敵國。同時科恩又截獲情報，聽說西班牙人有意在台灣設立據點，以利對中國貿易並切斷荷蘭人前往日本的航線。科恩決 定先下手為強，在1622年派遣雷爾生率艦12艘攻打澳門，並命令若這次行動失敗，艦隊就改往澎湖或小琉球（台灣）設立據點。

雷爾生艦隊聲勢浩大地殺進澳門，沒想到遭遇慘敗，於是依照備案來到澎湖。他親率小船前往台灣尋找港口，但看來看去都不滿意，最後決定在澎湖的風櫃尾建立城堡。

正如他在信中對總督報告的，這座城堡長寬各180呎，預計築四個稜堡。其中台夫特（Delft）稜堡是在一塊高地上直接開鑿出來，其餘部分就得從平地築起。雷爾生原本計畫用石頭築城，但因為缺少建築材料，只能填土壘牆，表面敷上草皮加以固定。

顯而易見地，這樣的城堡並不會很堅固，不必等敵人進攻，每逢大雨城堡就會嚴重受損，必須重新修築。雷爾生在每一封信中不斷催請總督運來石灰或者燒製石灰用 的柴薪，好將城堡築得像樣牢固些，但總督對此一直不予回應。雷爾生只好拆掉一艘不堪航行的舊船，取其木板固定稜堡外牆。在這樣克難的情況下，到了當年9月 30日也已粗具規模，架了幾門大砲，並且派兵進駐。

雷爾生派人和福建當局接觸，要求通商。和18年前一樣，福建官方聞訊一陣騷動，但他們很快想到沈有容的例子，便準備依樣畫葫蘆再來「諭退」一次。10月1 日，浯總司澎湖守備王夢熊率領四艘戰船來到澎湖，隔天在娘媽宮前以隆重儀式呈遞福建巡撫商周祚的書信，嚴正表示澎湖是大明天子所有，荷蘭人不得占領。接著 口氣一轉，建議他們前往台灣的大員、打狗或淡水等大明國境外的港口設立據點。王夢熊把沈有容的事蹟從頭搬演了一次，但這回有備而來的紅毛番卻變得不可理 喻。

更有甚者，科恩總督在雷爾生出發前就已下達明確指示，如果中國人不願意通商，那就廢話少說，「竭盡所能去攻擊中國人，無論在海上或在陸上的都要予以攻 擊」。於是就在王夢熊離開澎湖的同一天，八艘荷蘭船艦緊跟著前往閩海，其中三艘在途中被颱風吹回巴達維亞，剩下五艘船還是照計畫對中國「開戰」。

著名的荷蘭船長班德固（Willem IJsbrantszn. Bontekoe）也參加了這次的攻擊行動。他所寫的《班德固船長航海記》不僅在十七世紀時風行一時，至今在荷蘭依然家喻戶曉。班德固在書中描述了這場 「戰爭」的許多細節——事實上大多數的時候並非與明朝官兵作戰，而是侵擾平民和商人。他們看到食物或值錢的貨物就搶走、砲擊村落、大量燒毀戎克船並封鎖廈 門灣。他們殺死反抗者，同時捕捉了上千名中國人，運到澎湖當苦力。

班德固寫道：「我們將他們都送到澎湖群島，當時島上正在建造堡壘；那裡也有從別的船隻送過來的中國人，我們將他們一對一對地綁在一起，要他們運送泥土到堡壘。他們的人數總共有1400人，後來他們被送往巴達維亞，在那裡當成奴隸賣掉。」

班德固這段敘述仍有所保留。中國俘虜運抵澎湖時，風櫃尾城堡正因為颱風侵襲而嚴重損毀，俘虜們於是被派去幫忙重建。荷蘭人在澎湖存糧不多，每天只給每個中 國人半磅大米，許多俘虜餓死或病死。1624年1月巴達維亞城評議會寫給公司董事會的信中說，第一批1150名中國俘虜，有一半死於傷感、病痛、貧困和過 度勞累，有571人由齊里克澤號運往巴達維亞，其中473人在途中死亡，另有65人死於水病（可能是指傷寒，或飲水中毒），最後只有33人倖存。

荷蘭人在十七世紀使用的「東印度人型」大帆船，大約只需80人就可以操作，從歐洲航向東方時通常會載300人左右，其中包含行政人員與士兵，如此已嫌擁 擠。但齊里克澤號從澎湖航向巴達維亞時竟搭載了112個荷蘭人和571名中國俘虜，總共683人，可以想見，多數中國俘虜是被塞在密閉的底層貨艙中，呼吸 著滯悶而充滿病菌的空氣，不病死才怪。

也由於中國俘虜的勞動，風櫃尾城堡在1623年9月底前，終於完成了四個稜堡。雷爾生寫信給總督說：「我們用盡在此地所能想到的所有辦法建造了這個城堡， 這城堡的外牆用泥土、黏土和煙灰建立起來，表面加砌磚頭，但找不到材料使那些磚頭固定下來，所以現在只能用木板和竹子在四周固定……在這四個稜堡和半月堡 一共架設29門大砲。」

荷蘭人毀城撤離

1622年底荷蘭人在福建沿海劫掠一個月後，福建巡撫商周祚邀請雷爾生到福州會談，商周祚提出的條件還是一樣：荷蘭人退出澎湖，如此則允許中國商人前往公 司的貿易據點。較進一步的發展是福建當局派出使者到巴達維亞和總督當面談。但在使者抵達之前，性急的科恩總督已經派遣由法蘭森（Christiaen Franssen）司令官率領的增援艦隊前往澎湖，發動第二波攻擊。荷蘭人連年騷擾使閩海居民受創甚深、群情激憤，朝廷也撤換商周祚，改由強硬派的南居益 出任福建巡撫。

荷蘭人在澎湖的日子並不如意，雷爾生常在信裡抱怨澎湖天氣不好，是個不健康的地方，有痢疾、水腫和其他疾病，因而經常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人生病；這裡在雨季 時水會變得像酸牛奶那麼白，旱季時井水變得稀少，而且帶有鹹味；澎湖不產糧食，他們經常短缺食物，必須從亞洲各地運來，而船隻又常為風信所誤。他們也缺少 各種裝備，譬如大砲的火藥一度少到只能讓每門砲擊發十幾次。雷爾生在信中總是開列一長串的補給請求清單，請總督盡快送來武器、彈藥袋、纜索、滑輪、帆布、 鐵釘、木拴、做蠟燭的蠟、瀝青、皮桶、唧筒……等數十種物品，但總督卻很少滿足他的請求。

【完整內容請見《歷史月刊》256期】

台華輪緩緩離開高雄港。我站在舷邊張望，才知道逐漸遠去的碼頭和不斷縮小的摩天大樓原來是這般光景。這是我第一次乘船通過台灣海峽，也是頭一次從汪洋上眺望這座海島。

前一晚不曾睡好，船離岸後我就進了客艙，在沙發椅上睡著了。我做了一個乘船前往澎湖的夢，船隻以超現實的飛快速度前進，又以毫釐之差掠過一道堤岸……彷彿 夢到自己錯過了某個海上奇景，正感到有些懊悔，忽然醒來，船身正大幅度地搖晃著，想是到了外海。我推門到舷邊觀看，船在四望無盡的海上航行，海面涌著一波 疊著一波向南而去的潮流。

從一塊台灣最早的石碑談起

不知過了多久，發現遠處海面上似有些不尋常處，待駛得近了一看，海水一線切開分為兩色，西黑東藍，這當然就是著名的黑水溝了。雖知黑水溝的原理是快速的洋 流帶走了水中雜質，海水無從反射太陽光，所以看起來漆黑如墨。然而實際看見黑成這樣的水色，依然大感驚奇。船行甚速，驚嘆未定便已默默駛過分水線去矣。

古時黑水溝被人們認為是一大天險，早期對海洋知識貧乏時，大陸沿海的人們甚至傳說澎湖以東有「落漈」，也就是海平面有一段高低落差，船隻若不慎被颱風吹落到水面較低的那一側，就再也難以駛回。這樣誇張的傳說，充分表現了古人對台灣海峽的畏懼。

我在舷邊待了好一會兒，船身不斷被浪潮托起又放落，每每撞在下一道浪頭上，激起壯觀的水花，叫人觀之不厭。隨著浪越來越高，船首濺起的水花也越大，終於形成一面三、四層樓高的水幕撲頭蓋臉而來，把在舷邊閒看的人都打得一身濕，紛紛逃進船艙裡去。

經過四個小時的航行，輪船駛入馬公港，果然水波不興，不愧自古便有「海中平湖」之稱。下了船，乘客們四處散開各有去處。我信步往市街走去，正迷惘著該先吃飯、租車，還是找個旅館住下，抬頭忽見一片古舊的白色山牆，心想這莫不是天后宮吧？繞到正面一看果然。

澎湖天后宮是台灣第一廟，也曾經是荷蘭人兩度占領澎湖時明朝將領與之談判的場所。現在的廟宇乃是1919年（大正八年）時重建，清朝以前留下來的文物不 多，但在後進清風閣的過道間，立著台灣最早的石碑「沈有容諭退紅毛番韋麻郎等」，紀念1604年的明荷談判。石碑形式十分簡單，素樸一柱，上書12字，但 其內涵叫人品咂不盡。這碑曾長時間不為人知，1919年天后宮因老舊傾圮全面重建時，人們才在祭壇下方挖出它來。天后宮這次重建將清朝以前的舊廟遺緒清理 幾盡，卻也挖出了通往明朝的一絲線索。

午飯後，租了摩托車，先到位在市區的孤拔紀念碑觀望一番，然後沿著馬公內灣騎了約莫一小時，到對岸的風櫃尾。

抵達海岸公園時，只見一名正要離開的釣客，此外別無人蹤。公園裡立著兩座碑塔，上前觀看，一座是紀念中法戰爭時在澎湖病歿及陣亡的法軍將士，另一座則是紀 念在澎湖灣爆炸沉沒的日本海軍艦艇松島號——甲午戰爭時首先運兵登陸澎湖的驅逐艦。兩者碑文皆漫漶難辨矣。松島號雖然不是在澎湖之役沉沒，而是在戰後一次 練習航行中意外爆炸，但以侵澎主力艦艇之一，葬身於此，也算為歷史留下一些印記。

今日來此，是為了找尋蛇頭山上的荷蘭古城遺跡。蛇頭山是風櫃半島頂端向海上伸出的長岬，顧名思義，做一字長蛇狀，和對岸馬公市遙相對望，控扼著馬公港的入口。

我在沙灘上一時尋不著往岬頂的路，循著岸邊行走，發覺長岬向著海中略略拔高，似無路途可上。於是回頭繞了點路爬上山背，不一會兒就發現有轍蹟通往岬頂。兩道轍蹟間蒿草幾與人齊，轍痕凹陷處也長滿了綠油油的蔓葉和清雅的小紫花，顯然已經很久沒有人車通過。

看不到地面，又不知這蛇頭山上是否有蛇？一步步小心踏著，好容易來到岬頂，只見一圍長滿仙人掌和不知名雜木的土牆，正是風櫃尾紅毛城殘蹟了。土牆中間有一 道缺口，走進其中，約略可以看出古城方正的格局，但城中除了一座崩圮的國軍哨亭之外，地面也都長滿了植物。穿過對面城牆上的另一道缺口，便來到臨海的一小 塊平地。懸崖邊設有兩支警示船隻的信號燈桿，大約一層樓半高，其中一支在杆頂設有維修用的工作平台，並有鋼筋焊成的便梯可以攀登。古城被植物所掩蔽，從地 面難以窺其全貌，很想登上高處綜覽一番，雖然燈桿看來有些恐怖，幾番猶豫後還是硬著頭皮爬了上去。

從平台上往下看，崖底的浪花與岩石歷歷在目。海風勁直不絕，吹得燈桿不住搖晃，似乎隨時都會翻落到崖下去。我不敢站直身子，只能顫顫巍巍地伏在欄杆上張望。

在這小小的風櫃尾海灣裡，竟比肩立著荷蘭入台、中法戰爭以及甲午戰爭的史蹟。此外，施琅也正是在眼前的澎湖灣擊敗明鄭水師主力，迫使鄭克塽薙髮歸降，並使 得台灣首次被納入中國版圖。海灣對岸的天后宮便是這場興替的見證——因為施琅在戰勝後向朝廷奏報澎湖之役獲媽祖顯聖庇佑，康熙皇帝才將媽祖的褒封由「天 妃」晉升為「天后」，並派欽差前來致祭。此外在天后宮旁，也有萬軍井和施公祠聯繫著這段史事。

這是什麼樣的地方？放眼望去如此冷清，其底蘊卻又這般熱鬧。

在這長滿仙人掌的古城殘蹟上，我看見的只有荒涼。這裡曾經擁有的衝突與激盪，早被冷冽的海風吹得一點不剩。我匆匆爬下燈桿，心有未甘地抱著疑惑在城裡城外繞看良久，茫茫的風裡卻沒有任何答案。

明朝與荷蘭在澎湖的初次交手

若干年後，我偶然在市立圖書館的架上看到一本《荷蘭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總督書信集（1）》，驚喜地立刻展讀起來。其中最初的幾封信，就是從澎湖寄出的。隨 著書頁翻動，記憶中空蕩的風櫃尾古城隱約出現了人蹤，他們談話、爭執、壘土造城、開火作戰……我一封又一封地讀下去，古城的印象逐漸鮮活起來。

「七月十一日，我率領艦隊順利抵達澎湖，在那裡看到一個可以讓大船停泊的良好港灣……

「我曾經率領兩艘快艇去巡視福爾摩沙島和其他島嶼，但找不到可以讓大船出入的適當海港，因為最適當之一的大員港，漲潮時水深也不過15到16呎（約4公 尺）。因為找不到比澎湖更適當、對公司更有用的地方，所以我們就在澎湖這個地方開始建造一個城堡。這個城堡的大小為180呎（約48公尺）四方，有四個各 有左右兩側的稜堡。希望——若神賜給我們良好的天氣——三個星期內，或最久一個月內，這個城堡就可以有防衛能力。這個城堡是用煙灰和泥土建造的，因為這些 是我們在此地找得到最適當的材料……

「乾旱的時期，此地沒有很多水，只有一些鹹水。您閣下要派來此地的船隻，可令他們經由藩朗或金蘭，去那裡購買一些豬和牛帶來此地，因為豬和牛在那裡價格比較便宜。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可在此地繁殖眾多……

「此地的天氣經常變化不定，也下很多雨，這些島嶼的周圍有熱的潮流。不過，位置很適合把漳州的人堵在裡面，並切斷他們的航道。」

1622年9月10日，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艦隊司令官雷爾生（Cornelis Reijersen）在停泊於澎湖灣的齊里克澤號（Zierickzee）船上寫信給他的老闆——巴達維亞城總督，報告艦隊近況。從信的內容看來，應該是 分成很多次寫的。這也難怪，當時從澎湖寄封信去巴達維亞（印尼雅加達）可不容易，每年只有在吹北風的5個月裡，趁著有船隻返航時才能順道附寄。不難想像司 令官每隔一段時間就得把重要的事情先寫下來，然後一次寄出。

這是荷蘭人第一次在澎湖築城，卻已經是第二次占領澎湖了。事情的原委得從1597年說起，這一年，荷蘭第一支航向東方的船隊平安返回阿姆斯特丹，大大鼓舞 了荷蘭商人。他們立刻派出了十幾支船隊前往亞洲，卻因為自我競爭而損失了不少利潤。共和國政府（聯省議會）正忙著和西班牙打獨立戰爭，沒空發展海外殖民， 卻又需要貿易利潤來支持軍事行動，於是協調國內的主要貿易城市和省分在1602年合組一家公司，並授與各種國家權力。這就是我們所熟知的聯合東印度公司。

公司在成立當年立刻派出一支十五艘船的艦隊，並將歷史性的首航交給司令官韋麻郎（Wybrand van Waerwyek）。艦隊最主要的任務是收購歐洲市場最渴望的貨物，也就是東南亞的香料和中國的絲綢、瓷器、茶葉等商品。香料不算太難取得，但中國商品卻 麻煩得多。澳門是中國唯一的通商港口，但是被敵對的葡萄牙人獨占。此外便只能在東南亞購買中國商人運來的貨物，不但數量稀少，價格也十分昂貴。因此韋麻郎 受命尋找一個能夠直接對中國貿易的據點。

【完整內容請見《歷史月刊》256期】

目前位於歸仁鄉境內的舊歸仁警分局，因為新建辦公廳舍而遷徙閒置。然而此幢位於歸仁市區圓環附近，外觀素樸令人不覺得有何特別之處的建築物，事實上在早期 乃是日治時期的「台南州新豐郡」轄下七街庄之一的「歸仁庄役場」。所謂的「庄役場」，乃是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於大正九年（公元1920年）調整全台行政區 域實行「州（廳）郡（市）街（庄）」制度後所產生的行政單位，對於人口約1萬多人的則設庄役場，位階相當於現今的鄉公所；至於超過2萬多人以上則設街役 場，位階相當於現今的鎮公所。

然而初期全台各地不斷蜂起的武裝抵抗仍持續不斷，台灣總督府為有效壓制，於是採行「武官總督統治」。但在一次大戰後，隨著各地反抗漸趨平息，加上受到當時 世界潮流的影響；先有俄國推翻羅曼諾夫（Romanov）的帝制王朝，建立起共產主義的蘇維埃政權；接著又有美國總統威爾遜發表戰後國際政治十四點宣言， 提到「民族自決」的原則；以及日本原敬內閣的成立，日本政治擺脫藩閥的影響之故，對於殖民地台灣的統治策略亦隨之改變。加上當時台灣漢人社會最大也是最後 一次的武裝抗日「西來庵余清芳事件」平定後，台灣社會對於日本殖民政府乃進入到另一階段，由知識分子所引領的溫和改革運動，乃至於政治參與、議會請願活動 等。

如此時空背景之下，台灣總督也就由原先的「武官總督」改派「文官總督」出任；另外設立台灣軍司令部負責指揮台灣的駐軍，而原先總督的軍隊指揮權則被取消，只有在必要時，得請求其轄區內陸軍司令官使用兵力維持秩序。

大正八年（公元1919年）日本內相（相當於現在的內政部長）田建治郎出任台灣第八任總督，也是台灣第一位文官總督。田建治郎的任職伴隨而來的影響是台灣 行政體制的變革調整，於是乎由原先適用於「武官總督統治時期」的軍警制度──「廳制」廢除，改制與日本殖民母國相同所適用之「文官體制」的「州廳郡市街庄 制度」。

從「歸仁庄役場」到「歸仁警分局」

目前位於歸仁鄉圓環旁的「舊歸仁警分局」，便是日治時期的「台南州新豐郡歸仁庄役場」，透過早期日治時期歷史文獻的考察和親自訪談歸仁鄉圓環周邊的耆老知 道，昭和十三年（公元1938年）由當時台南州新豐郡役所編排發行的《新豐郡要覽》〈第一章 土地、戶口篇〉的「第四節 行政區劃篇」內文中便提到：「歸仁庄役場位置─歸仁北」，其後才列出所轄的大字名；而內文中所指稱的「歸仁北」地段所在位址便是現今歸仁鄉歸仁圓環一帶。

然而另一方面，雖說新豐郡歸仁庄的設置乃始自於大正九年，但是在訪查附近多位耆老後卻發現，庄役場的動土、興建完成則最晚大約要到昭和九年（民國23年， 公元1934年）左右，此一現象基本上在台灣現存街庄役場亦有相當案例，亦即「台南州新豐郡歸仁庄役場」乃是日治時期中後期的建築物，至今亦有7、80年 之久。

「歸仁庄役場」空間布局

從《新豐郡要覽》一書所載內容，歸仁庄役場早期除了充當役場辦公人員處所外，二樓更是當時「歸仁庄協議會」集會所的所在地，經由玄關通到後方兩側空間則以 迴廊予以連結。首先見到的是一樓正中央的廣大辦公空間，後方繞過樓梯便是早期庄長的接待起居室；至於迴廊兩側廳室後方則為一片廣大庭院，然於國府治台之後 卻加以鋪上水泥。

在庄役場周邊，亦即「原歸仁警分局」所在建物兩側，更分別栽種一排椰子樹，此外在庄役場建築主體右後側，另有一棟獨立建築，現今作為鄉公所衛生隊使用的建 物所在地，則是後其增建作為「新豐郡歸仁庄圖書館」用途，在當時的光是藏書便多達1750多冊之多，可說是日治時期新豐郡轄下五街庄藏書量最為豐富的場 所。

就其內部空間觀之並比對文獻所載，當時一樓則乃是庄長辦公處所，和其他課處室辦公的場所；沿著樓梯上到二樓，首先見到的是寬敞的空間，早期乃是作為協議會 集會所之用，繞過後方更有一對圓形羅馬柱，則是初期的「歸仁庄圖書館」。整體建築外觀樣態所呈現的風格顯得儉約樸實，但因歷經二戰波及以及後來又不認真加 以維護，只隨意將屋頂予以加蓋鐵皮，導致現今所見景況不禁令人唏噓。至於建築物正立面則是兩層樓「三開間」風格，且二樓的窗戶仍舊保留早期台灣日式建築 「上下推拉窗」和「內外迴旋窗」的樣態，可說目前已相當罕見。位於玄關兩側則更設計有如現今總統府（台灣總督府）的坡道以供當時候的車輛載送官員通行。

「歸仁庄役場」的現狀

或許目前所謂的「舊歸仁警分局」，就其外觀不怎麼起眼，但它卻是目前全台僅存不多的街庄役場之一。然而台南縣府及歸仁鄉公所方面非但不予重視，甚至還一再 聲稱目前「舊歸仁警分局」，乃是在二次戰後民國34年所建。然而，在其內部屋頂桁架木構件「棟札」卻可見到「昭和」的字樣，豈不怪哉。

「舊歸仁警分局」，亦即此處所指涉之「原歸仁庄役場」，後來竟由當地民代爭取經費，於民國97年底沒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之精神而隨意整修，任意重新施以油 漆粉刷，導致破壞歷史建築的原貌。此外連內部空間為了順應台灣漢人社會所顧忌的路衝、路劍問題，乾脆將原先正後方的樓梯口用門予以遮掩，其中整幢建築日治 時期的「上下推拉窗」竟全數不知去向，甚至將其更換為現代化的「左右平拉窗」。在詢問當地民眾後得知鄉公所已將其BOT出去，以作為經營餐飲場所，如此輕 賤地方之文化資產，試問又將留給後人的土地歷史記憶所剩的將是為何！

【完整內容請見《歷史月刊》256期】